文史|建国初期的那些往事

时政新闻 2019-10-13155未知admin

  今天是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70周年,回顾建国初期的往事,更能体会到今天繁荣富强的新中国来之不易。

  这是解放初期剿匪时的一次误战。1949年9月,湖南资兴县解放了,但驻县的中共武装力量却并不强大,当时只有一个陈弟起义大队和胡显志的县游击大队,两支队伍加起来不到400人,而且成员复杂,装备落后,战斗力弱。而仅盘踞该县彭市的土匪胡孟清、何樵夫及伪桂东县自卫队等敌匪武装,就多达千人以上,而且装备较强。敌我力量对比悬殊。这么大的敌匪,显然不是驻县武装能够对付得了的,于是向上级申请支援。

  1949年底或1950年初,中共湘南游击司令部收到资兴县的请求后,派了另外两个地武大队来县支援,于是几支地武大队开始共同对敌匪准备进攻。可没想到的是,四野第46军的剿匪部队也注意到了这股残匪,也派军前来清剿,由于事先联络不到位,误战就这样发生了。就在几支地武准备发起对彭市进攻的前一晚,县大队机动过程中,一名姓黄的参谋带了一个班共10人走在前面,和四野46军的一个连不期相遇,因事先没有得到消息,虽互相通报了单位,但仍然高度戒备。对答的同时,这个连的连长走了过来试图与黄参谋等人联络。因天黑,且当时四野的军装没有符号标志,黄参谋对其表示怀疑,仗着人多(黄带了一个班,对方仅连长一人),见面后伸手欲下该连长的枪,该连长机警地把黄的手拨开,二人有了肢体接触,这时跟随黄参谋的战士便也一起举枪欲向该连长瞄准。就在对方刚刚把枪举起对向自己的瞬间,这名连长眼疾手快,抽出二十响快慢机“嘎嘎嘎嘎”就横扫了过去。这下惨了,连黄参谋在内的10个人,一下子被扫倒了9个,非死即伤,只有一个侥幸跑开了。这还不算完,黄参谋身后还有部队,这名连长也不是孤身一人,误战继续升级,直到弄清彼此。这县游击大队显然不是四野这个连的对手,统计下来,县大队伤亡了27人,四野这个连未见有伤亡报告,可能是没有资料显现,也可能就没有伤亡。好在因为有大军的加入,盘踞该县的土匪,很快肃清了,也算是实现了这些牺牲在自己人枪口下的烈士们的宿愿。

  新中国成立初期,被授予上将军衔的杨姓将领有三位,他们被称为“三杨”上将。第一位就是杨成武上将。杨将军的雅称是“白袍小将”,这也是老百姓送的。杨将军1914年出生在福建省的一个贫苦农村,14岁的时候就参军入伍,后来加入红军开始南征北战。直到直罗镇战役结束后,杨将军成为了红一师的政委。抗战时期,杨将军任115师团长,八路军第一师师长等职务。在解放战争时期,杨将军被任命为了第一野战军的司令员。新中国成立后,他成为了京津卫戍区副司令员。

  1950年的杨将军参加了抗美援朝的战争,在文登川之战中以少胜多,粉碎了美军先进武器支撑的主力。1955年杨将军被授予了上将军衔。第二位是上将,杨将军出生于1911年湖南省一个铁匠家庭。1928年参军入伍,进入了井冈山。后来由于战功卓著,被升任为红1军的团长。后来带领红军经历了长征,组织了十七位勇士强渡大渡河。在抗战时期率领部下参加了“平型关战役”,取得了战争的大胜。新中国建立后,杨将军被任命了昆明军区的司令员,曾经指挥了云南中越边境的自卫反击战。第三位是杨勇上将。杨勇将军1913年出生在湖南浏阳县的一个清贫的家庭中,在13岁的是时候就加入了共青团,后来参军入伍。在1933年的时候被任命为了红三军第四师的政委。1979年的时候还参加了对越反击战。

  旧中国的土地制度极不合理,占农村人口总数不到10%的地主、富农约占有农村70~80%的耕地,他们以此残酷地剥削农民。而占农村人口总数90%以上的贫农、雇农和中农,则只占有20~30%的耕地,他们终年辛勤劳动,却不得温饱。这是旧中国贫穷落后的主要根源之一。地主阶级不仅凭借占有的大量土地进行残酷的经济剥削,而且与官僚、特务勾结在一起,任意欺辱和鱼肉百姓。新中国成立后,按照《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共同纲领》的规定,国家要“有步骤地将封建半封建的土地所有制改变为农民的土地所有制”。据此,从1950年冬到1953年春,在新解放区占全国人口一多半的农村,党领导农民完成了土地制度的改革。1950年1月,中共中央下达《关于在各级人民政府内设土改委员会和组织各级农协直接领导土改运动的指示》,开始在新解放区分批实行土改的准备工作。党中央明确规定了新解放区土地改革的总路线和总政策:依靠贫农、雇农,团结中农,中立富农,有步骤地有分别地消灭封建剥削制度,发展农业生产。新解放区土地改革的基本内容,是没收地主阶级的土地,分配给无地少地的农民,把封建剥削的土地所有制改变为农民的土地所有制。对于地主分子,同样分给一定数量的土地,让其在劳动中改造为新人。6月30日,中央人民政府委员会通过和颁布实施《中华人民共和国土地改革法》,成为指导土地改革的基本法律依据。土地改革法规定:“废除地主阶级封建剥削的土地所有制,实行农民的土地所有制,借以解放农村生产力,发展农业生产,为新中国的工业化开辟道路。”同时规定,把过去征收富农多余土地财产的政策,改为保存富农经济的政策,以便更好地孤立地主、保护中农和小土地出租者、稳定民族资产阶级。归根到底,是为了有利于生产的恢复和发展。《土地改革法》公布以后,土地改革运动在有三亿一千万人口的新解放区有计划、有步骤地开展。从1950 年冬季开始, 一场大规模的土地改革运动在华东、中南、西南、西北等广大新解放区广泛展开。土地改革从1950年冬开始,有领导地分期分批地进行。每期一般经历了发动群众、划分阶级、没收和分配地主土地财产、复查总结和动员生产等步骤。各地政府都派出土改工作队深入农村,领导土改运动。大批机关干部、知识分子(包括大学教授)和许多派成员报名参加土改工作队,投身到这场伟大斗争中。在中国的领导下,至1952 年底,包括老解放区在内,已完成土地改革的农业人口占全国农业人口总数的90%以上。到1953年春,除全国除新疆、西藏等少数民族地区以及台湾省外,我国大陆普遍实行了土地改革。土地改革彻底摧毁了封建剥削制度,使全国3亿多农民无偿分得了约7亿亩土地和大批生产资料,而且不必每年再向地主缴纳约3000万吨以上粮食的地租。这是中国几千年来土地制度上一次最重大、最彻底、最大规模的改革,封建土地所有制从此被彻底消灭。

  1950年4月3日,北京东城区外交部街大同中学的大门旁赫然挂出了一块新校牌:“北京实验工农速成中学”。这就是今天中国人民大学附属中学的前身,新中国成立后创立的第一所新型工农速成中学。刚刚走出战争硝烟的共和国,百废待兴,急需大批建设者和管理人才。在旧社会被剥夺了受教育权利的工农大众,随着新中国的建立在政治上翻身做了主人,但在向文化科学进军时却困难重重。把工农干部和产业工人培养成新的知识分子,成为共和国第一次全教会讨论的重要问题之一。1949年12月23日,教育部召开的第一次全国教育工作会议提出:“教育应着重为工农服务,而当前的中心环节,应是机关、部队、工厂、学校普遍设立工农速成中学,吸收大批工农干部及工农青年入学,培养工农知识分子干部,同时大量举办业余补习教育。”会议还草拟了工农速成中学的实施方案,提出“1950年上半年中央与各大行政区先集中力量开办工农速成中学师资训练班及试办一两所工农速成中学,训练师资,编订教材,取得经验,作好准备工作,争取下半年招收学生1万人。”1950年12月,政务院决定在全国范围内有计划、有步骤地举办工农速成中学和工农干部文化补习学校,并规定:入工农速成中学的条件为参加革命工作三年以上的工农干部或有三年以上工龄的产业工人,具有相当于小学毕业的文化程度,年龄在18至35 岁,身体健康者。修业年限暂定为三年,必要时可延长,其课程相当于普通中学的基本课程。此后,教育部颁布的《工农速成中学暂行实施办法》明确规定:工农速成中学的任务是招收参加革命或产业劳动一定时期的优秀工农干部及工人,对他们施以中等程度的文化科学基本知识的教育,使其能升入高等学校继续深造,培养成为新中国的各种高级建设人才。教育部最初制定的工农速成中学教学计划是不分科的。1952年,经过两年教学实践后,工农速成中学开始执行分类教学计划。第一类,预备升入高等学校文史、财经、政法等社会科学专业,以语文、历史、地理为重点课程;第二类,预备升入高等学校理工科有关专业,以语文、数学、物理、化学为重点课程;第三类,预备升入高等学校医科、农科及生物学专业,以物理、化学、生物为重点课程。分类教学计划在保证重点课程基本达到高中水平的基础上,进一步适应了工农学生的特点及速成的要求。

  我国曾是世界上丝虫病危害最严重的国家之一,流行范围达山东、河南、湖北、安徽、江苏、上海、浙江、江西、福建、广东、海南、湖南、广西、贵州、四川和重庆等16个省、自治区、直辖市的864个县(市),受威胁人口达3.4亿,丝虫病患者达3000多万人,其中慢性丝虫病患者540万人。被感染的水源地,幼虫通过皮肤或口进入终宿主体内,受吸血虫感染后,初期可见发热恶寒、咳嗽、胸痛等;日久则以胁下症块,臌胀腹水等为特征,不可逆转的肝硬化等,后果较严重。新中国成立初期,丝虫病患者满目皆是。“粗腿大蛋”、“沂河两岸,十人九疝”,这些民谣真实地反映了丝虫病肆虐的情景。当时,山东有丝虫病人500万,是全国丝虫病流行最严重的地区之一。浙江长兴县也曾是丝虫病的重灾区。过去,长兴有“两大”:西部“大肚皮(晚期血吸虫病人)”、东部“大粗腿(晚期丝虫病人)”。那些“大粗腿”,就是下肢象皮肿病人。老百姓说:“四人围桌桌,狗都钻不过”。意思是,四个人围坐八仙桌吃饭,八条腿粗得连狗都没法钻进去觅食。解放初期统计,全国约一千万余患者,一亿人口受到感染威胁,有钉螺(血吸虫载体)面积近128亿平方米,13个省、市、自治区有本病分布。严重流行区,患病者相继死亡,人烟稀少,十室九空,田园荒芜,造成了“千村薜荔人遗矢,万户萧疏鬼唱歌”的悲惨景象。

  建国后,开始大规模有计划地进行血吸虫病防治工作。1955年,主席发出“一定要消灭血吸虫病”的号召。同年,中央成立了中央血防9人领导小组,提出了限期消灭血吸虫病的要求。1958年6月3O日《人民日报》刊登了一篇通讯,题为《第一面红旗--记江西余江县基本消灭血吸虫病的经过》。看到这篇通讯后,写下了著名诗篇《送瘟神》。在1958年11月上海召开的全国寄生虫病会议上,大会决定扩大群众消除寄生虫运动的规模,并缩短了原计划彻底铲除5种主要寄生虫病所需的时间。这5种寄生虫病是疟疾、丝虫病、钩虫病、黑热病,和血吸虫病。大会的决议称:“考虑到各地防寄生虫病工作开展的深度、广度和已经取得的成就,我们决心努力在明年彻底铲除这五种寄生虫病”。因此,(到1960年年初为止)展开了轰轰烈烈的群众运动,动员了上百万农民来铲除寄生虫的宿主。大部分疫情流行地区基本上消灭了疫情,疫情一度得到有效控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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